《小言赋》中楚襄王有这样一段话：一阴一阳，道之所贵。

公孙尼著书援引《系辞传》，这意味着《系辞传》的成书接近七十子之世，距离孔子也不会太远。这是袭自《系辞传》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……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等语并加以发挥。

七十子弟子的公孙尼，其著作《公孙尼子》已佚，惟《乐记》尚有部分保存在《礼记·乐记》中。《尚书·汤誓》之我后不恤我众、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之三后、《周颂·雝》之文武维后、《商颂·玄鸟》之商之先后、《鲁颂·宫》之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,后皆与君、王同义。这是对于《易》有太极的反命题。很明显，《大象传》是本，《彖传》是流。因此，《易传》的作者主要应是孔子及其后学。

第二十三段记楚取陈，同于《吕氏春秋·似顺》、《说苑·权谋》、《楚史梼杌》，但更为翔实。李学勤先生认为，这里的后圣指孔子，定五经肯定包括定《易》在内。程颐的义理《易》学继承王弼之学，同样重视六十四卦的时义，并且也把时义看作是时势与义理的统一。

[[7]]  参阅杨立华：《卦序与时义：程颐对王弼〈易〉体例的超越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（季刊），2007年第4期，第77-82页。程颐论证纲常名教的人文与日月寒暑的天文是一致的，他的目的是将人伦秩序论证为合乎自然法则的必然之势。但是，程颐仍然批评王弼的《易》学，他说：王弼注《易》，元不见道，但却以老、庄之意解说而已。在《周易程氏传》中，纲常名教往往是易理的核心，是时势和吉凶的关键： 治蛊之道，如卦之才，则元亨而天下治矣。

五以刚阳之德，处中正之位，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应，虽阴长之时，如卦之才，尚当随时消息，苟可以致其力，无不至诚自尽以扶持其道，未必于遁藏而不为，故曰与时行也。而到了程颐的易学中，则往往是以卦时和卦才相对应，也分别代表客观时势与主体应变。

又如《未济卦》的时势也是处于君道艰难之时也，程颐传上九爻时说：居未济之极，非得济之位，无可济之理，则当乐天顺命而已。[[24]] 《周易程氏传》卷四，《困》，《二程集》下册，第941页。理不能胜，而且往，其咎可知。[[9]] 《周易程氏传》卷一，《大有》，《二程集》下册，第768页。

时虽困也，处不失义，则其道自亨，困而不失其所亨也。程颐对时义的创新性理解，导致他对客观时势中人的主体能动性重视，其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《周易程氏传》中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：卦才。爻本身具有阴阳、刚柔不同特性，每爻的爻位不同，卦才在不同爻位体现出不同的德性。四、卦才的守道处困 据《二程粹言》所载，程颐年少时曾在周敦颐门下学《易》，周子强调重点是求仲尼、颜子之所乐。

以人事言之，大则君上，小则臣下，君推诚以任下，臣尽诚以事君，上下之志通，朝廷之泰也，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，君子来处于内，小人往处于外，是君子得位，小人在下，天下之泰也。程颐不同于王弼，他更加重视决定时势趋向的内在法则的重要性，尤其强调在识其时势的同时更应该知其天理。

这一点，体现在《周易》的卦时中，就是时势与义理相一致的情况。在这种卦象中，卦时所呈现的客观趋势与卦义所表达的义理并不一致。

《周易程氏传》以卦才兼德、能，其实正是与六十四卦的时义相对应的。程颐易学中的义理基本上可为分两个方面：人文世界的应然规范和自然世界的必然规律。[[21]]在这里，未济之时与有亨之理是不统一的，但是，经卦才坚守有亨之理的主观努力，可以将未济转化为可济。在这种情境中，顺从时势与遵循义理是一致的。[[19]] 他在解释遁之时义大矣哉时又进一步强调扶持其道的观念。一种是时势与义理的统一状况。

本来，时义可以分解为时势、义理两重含义。本来，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，玄学与理学较为接近，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，程颐主张人伦即是天命，其思想涵义是比较一致的。

所以，尽管程颐在谈到卦才时强调守道济世而扭转时势，他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，作转势之事业谈何容易。如《泰卦》是泰的时势与小往大来的卦义统一，而卦才则是在顺应通泰时势的同时实现通泰的义理，程颐解释说： 小谓阴，大谓阳。

所谓的义理也就是这种时势中的必然法则，它是从时势中体认出来并且必须严格遵循的，因为时势与义理均与行为的吉凶悔吝后果有着密切的关联。[[8]] 《周易程氏传》卷一，《需》，《二程集》下册，第723页。

而程颐的理势合一则是以理为主导的，人们所以要顺从势是因为人们必须服从天理，他又进一步把儒家名教之理、人文之理作为天理的核心内容。程颐在《遁卦》中强调，卦才在时势与义理分离时必须体现出孔孟那种守道济世的精神。那么，士大夫人生哲学的首要问题，就是如何在一个理与势相分离的人文世界中安身立命？具体来说，就是如何在种种患难、困穷、艰险的生活境遇中立身处世的问题。[[23]] 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五，《二程集》上册，第77页。

大人于否之时，守其正节，不杂乱于小人之群类，身虽否而道之亨也，故曰否亨。但是，在理、势分离的时遇中，程颐则反对枉已屈道、顺承于上的处困之道。

其志常在得君而进，以康济天下，故曰志在君也。[[20]]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道与势相分裂的时代，但是孔子并没有采取其他隐士那样的人生态度，而是希望守道济世，尽全力以扭转时势。

以至父子、夫妇、亲戚、朋友，皆情意相感，则和顺而亨通。[[26]]这也是讲大人、君子在身处道与势分离的时势中，应该安于其否，而坚持守道济时。

这时，卦才所表达的主体能动性就是顺应革的时势与义理，程颐说：以卦才言革之道也。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势必导致其他一系列重要观念的改变，其中十分突出的是突显了人在面对命运、面对天地法则时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。《周易·困卦》的卦象是水在泽下，枯涸无水之象，为困乏之义。三、卦才与理势之变 程颐有关卦才的提出，包含着一个理论上的前提：义理与时势可能存在着的分离。

但是，当程颐讲时势与义理的分离及卦才所采取的态度时，则更主要是在谈士大夫的人生哲学。当程颐强调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[[23]]时，这种理、势合一的说法，正是为了建构一种伦理主义的政治学说。

[[9]] 以卦才之德而言也，乾体刚健，艮体笃实。[[27]] 《周易程氏传》卷四，《未济》，《二程集》下册，第1025-1026页。

如前所述，程颐认为时义代表客观的时势与义理，时势和义理是统一的，因为时势的发展是由其内在的义理所决定的。下险而上说，为处险而能说，虽在困穷艰险之中，乐天安义，自得其说乐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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